图：香港零售业面对结构性调整风险。

　　随着大湾区逐渐融合，香港零售业的“封闭生态”必要面对外部竞争。若商家及早调整、拥抱潮流，方能适者生存；若如不然，未来只能是痛苦且漫长的被动转型。

　　1835年，达尔文乘坐考察船抵达太平洋东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。在这个远离美洲大陆、生态“自循环”的封闭自然系统中，达尔文汲取灵感、写出了震惊寰宇的《进化论》。多年后，日本学者将此概念引入商业理论──“加拉帕戈斯综合症”代指在孤立的市场环境下，独自进行“最适化”演变，从而丧失与外界的互换性，当面对更有竞争力的物种时，最终会陷入淘汰风险。

　　香港因人口密度大、经营成本高、土地资源集中等特性，零售业格局长期以来异常稳定，就如同“加拉帕戈斯群岛”。上世纪90年代，沃尔玛与家乐福也曾试图开拓香港市场，但不过两三年光景均败走麦城。究其原因，大卖场式零售商对于成本控制极为苛刻，香港不仅租金、人工项目支出比例高企，本地消费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，无法满足“薄利多销”的商业模式。正因如此，即便眼下北上消费蔚然成风、反向代购如火如荼，但本港有观点认为，港人“扫货”大湾区，不过是在“人民币贬值、报复性外游”因素下的极端行为，短暂亢奋过后即会复常。

　　面临结构性调整风险

　　然而，在外围经济环境、中产消费偏好，大型商超业态同时出现转变之际，香港零售业可能不得不面对结构性调整风险。

　　首先，“港币高估”会维持相当长时间。疫后全球化转变，具体表现为中美经济周期错位。过去一年，美国加息抗通胀、中国降息防通缩，对香港金融造成极大困扰。亦因联汇约束，港币汇率相对经济增长出现“溢价”。展望未来，中国即将进入地方化债攻坚阶段，势必营造低息环境为中央加杠杆提供便利。与之相对，联储虽然结束加息周期，但考虑到美国通胀韧性，以及“再工业化”战略的落地，中长期政策利率或明显高于疫前水平。也就是说，中美息差未来可能有所收窄，但不宜过度乐观，港币依旧“高估”。

　　其次，中产消费开始追求极致性价比。全球分化时代，经济风险显著上升，中产家庭在增加防御性储蓄的同时，亦在收缩日常开支。他们眼下最大的消费需求，就是减少花费的前提下，还能维持以往的生活品质。须注意的是，港人北上并非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消费降级”，因为他们购买了同等品质的商品，以及得到了更优质的体验与服务。

　　再者，内地商超业态从“线上补贴”转向“线下内捲”。过去内地零售商习惯把“价格屠刀”砍向上游经销商乃至生产商，通过“全网低价”策略快速抢占市场占有率。但面对存量经济的现实，以及流量价格的上涨，这种模式显然不可持续。如今各大零售商也开始“自降身价”，譬如盒马最新宣布5000款商品降价20%；永辉超市在自家门店里搞起了“折扣商品池”。这也意味着，零售商实现“低价销售”的路径，从以前的牺牲经营利润过渡到了优化供应链成本。香港零售商需面对内地同行的竞争力升级。

　　最后，笔者要强调的是，由于香港的联汇机制，经济挑战最终会在土地价格、人工价格等方面释放风险。这也意味着，香港零售业的“超稳态”支撑条件正逐步瓦解。大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。